国产在线观看不卡免费高清:泰剧原来我爱你-云松、波浪、炮烟：甲午风云人物墨迹展中的“三个李鸿章”
【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】
故事还要从一次觐见讲起。
自域外诸国陆续遣使入清以后，外国人面见中国皇帝时，究竟是否需要遵循叩拜的礼仪，就成为各国使者和清廷君臣之间的一大纠葛。如1654年，俄国沙皇的特使巴依科夫来到北京，因为坚持不循清朝礼仪而导致交流失败，清廷悉数退回俄国国书与礼物，命巴依科夫出境返俄。1806年，俄国使者戈洛夫金表示见到嘉庆帝本人才能行使三叩九拜之礼，拒绝对象征皇帝的香案行礼，而获得与巴依科夫一样的对待。著名的“马戛尔尼事件”则发生在1793年，在觐见乾隆皇帝的事件上，清政府记载英国人马戛尔尼最终行了三叩九拜之礼，但马戛尔尼却坚称自己当时行使的是英国礼仪。作为接受万国来朝的“天朝上国”，清廷接见外国使团时始终将“三叩九拜之礼”作为基本要求，而像巴依科夫、戈洛夫金、马戛尔尼这样的故事便总是出现在清代的历史记录之中。
当然，并非每一次面对外国使臣时清廷的态度都如此强硬，有彼此退让而变通处理者，也有明确记载允许依使者本国礼仪者。而与本文有关的一次例外情况，发生在1873年，日本人副岛种臣被认为是第一个站立觐见清朝皇帝的日本使者。
《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照片》，1894-1895年，30.2cm×23.8cm，威海市博物馆
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的“怒海丹心·甲午风云人物墨迹展”，其中的一件行书屏风，便存有副岛种臣的墨迹，一首歌颂“吴会莼鲈美，江南橘柚香”的诗被抄写在屏风的右扇上。有趣的是，在与之相对的左扇上，正是1873年曾给予副岛觐见诸多帮助，又为副岛的反复而愤怒非常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的书作。
行书屏风，李鸿章，副岛种臣，1878年，纸，134.5cm×66.3cm×2，锦树堂
副岛种臣，生于日本幕末时代的1828年，卒于日俄战争时期的1905年，他的主要时光在明治维新中度过。英、美、法、荷各国舰队轮番炮击日本国门时，年轻的副岛目睹了一切，不再信奉“攘夷”转而向列强学习自强的办法。至1873年他作为外务卿来华时，日本已通过一系列改革拥有了与西洋列强一样列舰叩关的能力，逐渐走向对外侵略的道路。为日本在朝鲜、琉球、中国台湾各地的侵略出谋划策的副岛种臣，便是这道路上的旗手之一。
或许是联合日本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愿望，使李鸿章忽略了副岛种臣言谈中的野心，抑或是对清朝实力仍然自信的估计，让李鸿章选择相信非复当年的日本还不会对中国有所图谋。总之，在副岛种臣带着所谓《中日修好条规》和为出兵中国台湾寻求机遇的使命觐见同治帝时，李鸿章在天津为其提供了诸多方便。而当副岛在北京拒绝三叩九拜之礼，同时要求清政府以高于其他各国使臣的礼节接待自己时，李鸿章和清朝政府竟皆无力回绝。从遣返使者到允许站立觐见，清朝之实力与国人对世界之认识的变化，得以勾勒。
这件行书屏风，正如李鸿章和副岛二人关系的写照。据李鸿章书作的落款可知那是在1878年，不知这屏风是于当年便共同书写完成，还是后人将二人所书合裱一屏，总之目前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完整屏风，恰如李鸿章和副岛种臣二人的时空留影，更近乎甲午战争之前亚洲风云的某种切片。
副岛的书法变幻、开张，多取横势有纵横之气，彼此连绵而留白甚少，占据了纸面的空间。其墨色亦颇分明，涨墨处和枯笔处形成较强对比。这种形变和陌生化效果，可以说是副岛种臣作为个性书家而采取的意造，但也如同对中国传统的本来陌生和自觉自外。李鸿章的书法雍容、稳固，结体端正且含蓄内敛，字数比副岛所写多出一半却留有更多的余白。缓慢的笔调，仿佛亦欣赏着诗中那样“细雨春归燕，深山日暮钟”的景致，春色令人惊喜，终究略带昏沉，诗中世界恬静，但多是诗人欲要持杖隐去时的主观营造。在这张“照片”里，副岛种臣张扬跋扈，李鸿章深藏不露，二人的书法像彼此对垒，却又共同组成名为“东亚”的一体两面。在风云诡谲的19世纪末，李中堂的字仍是那么从容不迫，而另一边已不知不觉走向某种现代性的结构。于屏风合闭的漫长时光里，两张脸就这么对立在历史的幽暗处。
这面屏风完成的前后岁月，副岛种臣经历了三个儿子在一年内相继死去的悲剧，他心灰意冷而将东京霞关的住宅低价卖给有栖川宫炽仁亲王，自己于1876至1878年间在中国南北各地漫游，号称“中国通”。李鸿章则忙于开办开平矿务局、筹办北洋水师，不久的将来，还亲身体验了德国的x光医疗和美国纽约的摩天都市。副岛种臣则回到日本，为天皇讲解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儒家经典、支持东洋社会党、主张以道德调和贫富，二人的世界如颠倒屏风般对调。而在甲午战争已过去了130年的今天回看这件行书屏风，环绕起二人书作的那块绿纹屏面，如同屏风中打开的一汪绿海、密布弹孔的战舰上泛出青色的甲板。
李鸿章题北洋海军联，1894年，纸本，234cm×69.5cm×2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
展览中的“第二个李鸿章”，来自1894年的北洋海军驻地。那是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数月，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题写了一副对联，即“万里天风永靖鲸鲵波浪，三山海日照来龙虎云雷”。此联上款为“光绪甲午春日”，正是光绪帝继位后的第二十个年头。此时距离鸦片战争已有半个世纪了，而中法战争亦已尘烟止息，于光绪帝大婚同年创立的北洋水师经过数年训练，改换“长崎事件”时军纪涣散的面目，军威日盛，实力据传为“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九”。清帝国虽仍内外交困，但一切似乎又有转机，李鸿章用喜庆的红色宣纸写下这些吉祥的好词、好句、好时辰，祝愿北洋舰队能持龙虎之云雷，护卫清帝国镇压日益波澜的大海鲸涛。如果一切到此为之，那么光绪甲午年的春天确似一个带来希望的春光明媚的日子，一如李鸿章自评的那样，在随后的“中日交涉”至其“一生事业，扫地无余”发生之前，他和清帝国的命运皆似“少年科第，壮年戎马，中年封疆，晚年洋务，一路扶摇，遭遇不为不幸，自问未有何等隔越。”1894年夏日，清军在北洋进行舰艇会操，欲以宣示军力，耀武扬威。
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，日本长期估量自己的海军实力不敌北洋，但正因如此，日本加紧提升海军实力，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主动搜集有关北洋海军的相关情报。据南京大学的王鹤研究，日本情报人员“对北洋舰队的舰船装备、兵员、官制、军风纪、教育、军事训练、后勤保障、旗语信号、水兵服装，以及宗教信仰、生活习俗等均有详尽的记录，对中国海军的军服和信号旗等还附有彩色插图”，而“1894年5月，当日本海军获悉北洋舰队将举行第三次会操时，急命当时停泊在上海的炮舰‘赤城’号赶往渤海湾演习海域。由于清政府为借海军军演提高对外军事威慑力，因此对第三次会操主动开放，允许包括‘赤城’号炮舰在内的各国军舰观看演习。5月12日至16日，‘赤城’舰全程‘观看’了北洋舰队的演习，‘赤城’舰长出羽重远还进行了详细记录。特别是这次会操结束一个月后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，所以‘赤城’舰此次的情报搜集活动非常及时。”
通过长期刺探，日本方面详细了解了北洋海军的各舰情报，以及北洋水师整体弹药奇缺、戒备松弛的情况，甚至精确掌握到部分舰艇结构和钢板厚度的数据。这为日本坚定宣战决心、制定对清舰弱点进行打击的方案提供了极大的支持。后来的事，便不可阻挡地发展下去。
如果说在总理衙门斡旋的“第一个李鸿章”，同英鸷跋扈的使者来吟咏“相伴入云松”，以其个人素养粉饰外交颜面，那么这为北洋海军题联的“第二个李鸿章”，虽望见波浪汹涌，却陷入对“万里天风”的虚无幻想，未能如敌人刺探情报一样去切身调查这波浪的形势。于是李鸿章字里行间的雍容华贵，在现实历史无情的鞭笞下，近乎于无力回天的迟钝迂腐，而非他所试图展现的镇定自若。这幅对联中，那没有相应实力来保障与实现的美好祝愿，成为了晚清政府竭力维持的最好物证。
这之中，也有对书法创作的某种启示，即书法作品不仅只是文字的抄录载体，它还能通过丰富的技法、适切的形式，来对情感意蕴进行超越文字表面的传达，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、价值认同等。其实，清代以来国人呼吁的碑学运动，和孙中山、于右任等人提倡的以北碑发扬民族之“尚武精神”的试验，都是基于书法的这一表现功能。遗憾的是，作为传统文人的李鸿章自是无法实现这一点，封建保守的清政府也无法适应新式战争的要求。在那些催人进步的书法形式出现之前，需要一个意识到进步之重要性的世界。如是，李鸿章的这幅对联，虽然表现出了古中国的美好意蕴，却更多显露着旧世界的吃力和局限，在今日也许只能赢得有限的敬意。
这次展览之中，还有一件作品，它不是自觉的书法创作，也未由李鸿章本人书写，然而表现了展览中的“第三个李鸿章”。1894年黄海大战后，北洋舰队的统帅丁汝昌向李鸿章去信，报告战况并请示善后事宜，便是这封《黄海大战禀李鸿章稿》。这段惊心而沉痛的战事，被数百枚尽力要维持端正的汉字记载，被润色、被涂抹、被转换成也许是关于黄海大战的最初的记载。其中的“李中堂”作为信件所要投递的对象，隐藏在电报信号的另一端，丁汝昌和所剩的北洋舰队，在炮烟未散的海上等待他的命令。就像开战前夕，光绪帝曾连发数谕命李鸿章“妥筹办法”应对日军却迟迟不见李鸿章回复一样，李鸿章进入了某种长久的沉默。这封信件，将这沉默的李鸿章保存了下来。
黄海大战禀李鸿章稿，丁汝昌，1894年，纸，21.8cm×51cm，香江博物馆（翰墨轩）
他为何不奏复光绪帝的谕令？他读到丁汝昌的信后将作何感想？我们不妨在读信件内容之时进行一次想象，就像参观于此次“怒海丹心·甲午风云人物墨迹展”中，想象那段距今130年的重要时空：
天津。
中堂钧鉴，十八与倭寇开战，彼时炮烟弥漫，各船难以分清，现逐细查明。当接仗时，自致远冲锋击沉后，济远倡首先逃，各船观望星散。倭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，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。余船复回归队。超勇舱内火起，驶至浅处焚没。杨威舱内火起，又为济远拦腰碰坏，亦驶至浅处焚没，查战时定镇舱内亦为倭人炸弹所烧，一面救火，一面抵敌，皆无失事。超、扬若不驶至浅处，水手不能逃命，火即可救。经远同致远一样，奋勇摧敌，闻自该船主中炮阵亡，船方离队，如仍紧随不散，火亦可救。广甲随济远逃至三山岛，东搁于礁石，连日派船往拖，难以出险。现与龚道商用驳船往取炮位，再不浮起，只得用药轰毁。窃思自倭寇起衅以来，昌屡次传令，谆谆告诫倭船炮皆快，我军必须整队攻击，万不可离，稍散必被敌人所算。此次济远首先退缩，将队伍牵乱，广甲随逃不战，中堂若不严行参办，何以警效尤。定、镇异常，来、靖两船如不归队，定、镇亦难保全，余船暂请免参战。自昌受伤后，刘镇尤为出力，所有员弁兵勇及各船阵亡受伤者，容查明会同龚道禀请奏请奖恤。中国初次海战，赏罚若不即行，后恐而难振作。
汝昌叩，先此电禀，悉候钧裁。
附：部分其他展品
《行书》，康有为，1917年，纸，18cm×91cm，香江博物馆（翰墨轩）
《日清战役纪念写真》，1895年，纸，30.2cm×43.8cm×40（部分），威海市博物馆
《丁汝昌拒降遗书决死图》，右田年英，1894-1895年，纸，36.5cm×23.5cm×3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
清军及总理衙门大臣，《画刊（L'Illustration）》，1894年9月1日，第2688期，（上）中国陆军-八旗炮兵，（下）清末总理衙门大臣合影，左起：张荫桓、廖寿恒、许庚身、庆亲王奕劻、徐用仪、孙毓汶
（李怀志，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理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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